王宗岳《太极拳论》（以下简称《王论》）被太极拳界奉为圭臬，其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太极拳文化的核心内涵。从体裁上看，《王论》显然是一篇八股文，《吴文翰武术文存》第97页对此解析甚详，本文不再赘述。从内容上看，它又透露出什么呢？下面逐句解读。
“太极者，无极而生，阴阳之母也。动之则分，静之则合。无过不及，随曲就伸。人刚我柔谓之走，我顺人背谓之粘。”
“太极”一词，语出《易系辞》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此处“太极”指派生万物的本原。
“阴阳”一词，最初指日光之向背，向日为阳，背日为阴，后引伸为气候之寒暖。中国古代思想家目睹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，便用“阴阳”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气或物质势力。如西周末年伯阳父认为“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蒸，于是有”（《国语周语上》）。《老子四十二章》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。”肯定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。《易传》作者进一步提出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学说，把阴阳交替看做宇宙的根本规律。
北宋周敦颐（1017~1073），字茂叔，道州营道（今湖南道县）人。曾官大理寺丞，国子博士。宋明理学，即新儒学创始人，后人尊其为周子。继承《易传》《中庸》兼采道学，提出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，在其著《太极图说》中写道：
“无极而太极，太极动而生阴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极复动，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”“阴阳一太极也。”“立地之道，曰柔曰刚。”
显而易见，《王论》之“太极”“阴阳”，也包括“动静”“刚柔”之理，便宗周子之说。武汝清（1803~1887，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仲兄）在《结论》一文中明确写道：
“夫拳名太极拳者，阴阳虚实也。虚实明，然后知进退。”
“阴阳”在太极拳艺上与内劲的“虚实”相对应，阴即实，阳为虚。二者互相依存，“阳不离阴，阴不离阳，阴阳相济，方为懂劲。”以阴阳虚实体现太极拳艺的奥妙，能使“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”，达到“人为我制，我不为人制”（语出李亦《五字诀》）的神妙境界。正如郝少如（1908~1983）先生所言：
“太极拳运用阴阳的无穷变化作为制人的方法，使拳艺奥妙无穷。不知阴阳，便不知太极。”
《王论》中的“刚柔”与“阴阳”、“虚实”相对应，在打手时遇“刚”则“柔”，遇“柔”则“刚”，所谓“人刚我柔谓之走，我顺人背谓之粘”。人刚我柔，不丢不顶，走化制人。“粘即是走，走即是粘”，由弱转强，化被动为主动，以达到“我顺人背”的制人目的。
请注意，“我顺人背”之“背”字，其意源自何处，为何不用“顺”之反义词“逆”呢？清直隶广府一带（今河北省永年县广府镇），口语中“背”即与“顺”意相反。如诸事不顺，叫“走背运”“走背字儿”；事情该办妥的未办妥，称“点儿背”等。“我顺人背”之“背”，意为不顺遂，为人所制，即“顺之反义也，研究者可关注之。
“无过不及”源自《论语先进》：“过犹不及。”意为过分和达不到不相上下，同样不好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“道以中庸为正，过虽若胜于不及，其失中则一也。”其《中庸章句》题：“中者，不偏不倚，无过不及之名。”孔子儒学倡导以中庸之道为最高美德，认为任何事物均有一定的度量界限，超过或达不到这个度量都是不可取的，故曰“过犹不及”。《王论》运用此道，强调中庸在太极拳走架打手中的具体应用规范，做到“无过不及”，“过”则失于“顶”，“不及”则失于“丢”。只有“无过不及”，才是不顶不丢，才是粘连黏随。而只有粘连黏随，才可能引进落空，借力打人。
“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，变化成端，而理唯一贯。由着熟而渐悟懂劲，由懂劲而阶及神明，然非用功（“老三本”之“郝和本”为“力”，“自藏本”为功，本文沿用“自藏本”说）之不久，不能豁然贯通焉”。
“一贯”，语出《论语里仁》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和《论语卫灵公》：“予一以贯之。”意为一种道理或原则贯穿于事物始终。那么，贯穿于太极拳走架打手的原则是什么呢？这便是中庸，阴阳相济，虚实相间，刚柔和谐，“无过不及”。
“着熟”之着，本意为下棋落子，如只因一着错，输却满盘棋。此处意同“招”：招法、招势，“着熟”，熟于招法，是练习太极拳艺的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为“懂劲”，第三阶段为“神明”阶段。
“神明”语出《韩非子内储说上》：“于是吏皆耸惧，以为君神明也。”谓无所不知，如神之明。太极拳的这一层次，已臻化境，“从心所欲”，随手而发，令人不可思议，因而称之为“神明”。
“豁然贯通”始于“豁然开朗”，语出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：“初极狭，才通人；复行数步，豁然开朗”。形容狭隘幽暗一变而为开阔光亮，引申为通晓领悟。清康熙帝为《御纂朱子全书序》中云：“而一旦豁然贯通之为要”。《王论》“豁然贯通”便源于此，这是修炼太极拳达到“神明”境界的顿悟体验。
“虚领顶劲，气沉丹田，不偏不倚，忽隐忽现。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杳；仰之则弥高，俯之则弥深；进之则愈长，退之则愈促。一羽不能加，蝇虫不能落。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，英雄所向无敌，盖皆由此而及也”。
“不偏不倚”，上文已述，语出朱熹《中庸章句题》。《王论》所指之“不偏不倚”， 武禹襄（1812~1880）解为：“立身中正安舒”，“立身中正不偏，能八面支撑”。“有上即有下，有前即有后，有左即有右，如意向上，即寓下意”。武公还规范了做到“不偏不倚”“立身中正不偏”的身法十要，即：
“涵胸、拔背、裹裆、护肫、提顶、吊裆、松肩、沉肘、腾挪、闪战”。
“左重则左虚……退之则愈促”。其句式结构显然脱胎于《论语子罕》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。
“斯技旁门甚多，虽势有区别，概不外壮？弱、慢让快耳。有力打无力，手慢让手快，是皆先天自然之能，非关学力而有也。察四两拨千斤之句，显非力胜，观耄耋御众之形，快何能为”？
“先天”一词，始见于《易乾》：“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”。西方哲学把先天等同于观念的或理性的，而把后天等同于经验的。《王论》“先天”一语当源自西方哲学，强凌弱，有力欺无力，快打慢，虽先天所赋，但不是不可以改变。太极拳便可将先天之弱势，经过后天艰苦实践经验的积累而加以转变，求达以弱胜强，以小胜大力，所谓“四两拨千斤”。那么，《王论》为什么会出现西方哲学术语呢？自清中晚期，西方的一些科学，哲学思潮涌入大清国门，尤其清末如魏源（1794~1857）、严复（1854~1921）等著书立说介绍西方哲学、科学，中西方文化思想发生碰撞交融。这就是《王论》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根源所在，从而由此可知，《王论》的写作年代当在清中晚期或晚期为确。有一件事可兹佐证。
霍文山――河北省永年县极有声望的古汉语老师，不通太极拳理。当他的学生赵宪平（当代永年太极拳传人）请他将《王论》翻译成现代文时，他说：“从遣词用语和文风来看，这是一篇作于清中晚期的八股文，或许更晚些，清末。”
笔者对古文常识知之甚少，霍先生的话难以求证，写于此诚望高明之士赐教。
“学力”一词，始见于宋范成大《钦定四书文》（阐述四书之义的作品集），卷首载有乾隆皇帝的谕旨，中有“国家以经义取士……于四子五经之书，阐明义理，发其精蕴，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……”吴师文翰认为《王论》“学力”一词源于此的可能性更大。因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，对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所作之序、谕旨等，竟相阅读而耳熟能详。所以，笔者吴师之推论。
“立如秤准，活似车轮；偏沉则随，双重则滞。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，率皆自为人制，双重之病未悟耳。欲避此病，须知阴阳。粘即是走，走即是粘。阳不离阴，阴不离阳，阴阳相济，方为懂劲”。
《王论》对阴阳的阐述上文有解，不再复述。仅对“偏沉”作一查考。此语在广府口语中与“平衡”之意相对，如肩挑重物，一头轻，一头重，谓之“偏沉”。车载重物，左右或前后重量不均而失衡，称为“偏沉”等。此考是否确切，诚请赐教。至于对“偏沉”、“双重”的理解与把握，学界对此认识不一，且非本文研究重点，不作详解。只能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
“懂劲后，愈练愈精，默识揣摩，渐至从心所欲”。
“默识”出自《论语述而》：“默而识之”。即默记在心里。
“揣摩”，语出《战国策秦一》：“苏秦得太公《阴符》之谋，伏而诵之，简练以为揣摩”。意为悉意探求，以合于本旨。
练习太极拳须“默识”各项要领，“揣摩”各种功理，“势势存心揆用意，得来不觉费工夫。刻刻留心在腰间，腹内松静所腾然……”（见《十三势行工歌诀》）以求“豁然贯通”而“阶及神明”。
“从心所欲”出自《论语为政》：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意为到了七十岁，我便随心所欲，也不会有越出规矩的可能。太极拳之规矩，即武禹襄规范的《身法》十要，走架打手一举一动必须明规矩守规矩，进而脱规矩而合规矩，久而习惯成自然，处处协于规矩，达于“物来顺应”（武禹襄语），随手发放，“从心所欲”。郝月如（1877~1935）在《引进落空借力打人》一文这样写道：
“若到此境界，则无所谓内外，无所谓不对。一举动则无不恰合法度，形神皆忘。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杳，角之则旋转自如，无不得心应手，如响斯应，疾如电掣，引进落空，借力打人，则无不随心所欲矣”。
“本是舍己从人，多误舍近求远。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学者不可不详辩焉。是为论”。
“舍己从人”见《书大禹漠》：“稽于众，舍己从人”。孔颖达疏：“考于众言，观其是非，舍己之非，从人之是。”即放弃个人私见，听从众人公论。《王论》借用此语，主张打手时不要由己，“从人则活，由己则滞”。（语出武禹襄《打手要言》）郝月如先生更有细致阐述：
“太极拳有舍己从人之术，挨何处，何处灵活。假使挨手，手腕灵活，挨肘，肘能灵活；挨胸，胸能灵活。周身处处如此。
又：挨手意在肘，挨肘意在肩，挨肩意在胸，挨胸意在腰，挨腰意在股。以此推之，粘连黏随，不丢不顶，引进落空，借力打人，皆此意也。
那么，如此“舍己从人”，岂非不由自主，丧失主动权而“我为人制”了呢？是否定的。郝月如在《引进落空借力打人》一文中进一步阐明：
“欲要知己知彼，则先要舍己从人，不要由己。从人则活，由己则滞，而从人仍是为了由己。若彼欲往左，则我以意领其往左；彼欲往右，则我以意领其往右；若彼欲进，则我之意牵引其而进；彼欲退，则我以意顺其而退；若彼欲往上，则我以意率其而上；彼欲往下，则我以意率而下；若彼欲开，则我以意挈其而开；彼欲合，则我以意挈其而合。能达此地步，乃能‘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杳；仰之则弥高，俯之则弥深；进之则愈长，退之则愈促’。从外观之，似随人而动，然则人为我内形所控制，故舍己从人仍是由己。舍己从人非纯粹外形的随人，没有内形的支配是舍近求远。这样。不但无法达到舍己从人的目的，反会为人乘机而入（志英按：即‘我为人制’）故舍己从人须内外结合，周身相随，得机得势。其关键还是在内，能舍己从人，方能探知彼劲之虚实（志英按：即‘我为人制’）。”
“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”。始见《礼记经解》：“君子慎始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清代人袁枚（1716~1798）在《随园诗话卷二四二》中写道：“为人不可不辨者：柔之与弱也，则之与暴也，……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”《王论》之语使源于此。太极拳走架打手有内形支配可“舍己”而“由己”，无内形支配则“舍己”而“由人”。这岂非一字之差，“谬之千里”吗？
综合以上分析，显而易见《王论》全文始终围绕儒家学说展开，处处浸润着儒家思想的营养，可谓“理唯一贯”。作者引用经书典籍，儒家语录，信手拈来，巧妙将中庸思想与拳术技艺融为一体，充分说明《王论》的思想内涵，即太极拳文化的思想内涵是传统儒家学所得倡导的中庸。当然，它的作者（姑且不论是否王宗岳）不仅是一位武学家，更是一位饱读经史之儒者，他所处的年代应在清中晚期或者清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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